青史为何斩忠臣：打工仔不要操老板的心

1457年1月，北京的大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崇文门前，人们屏住了呼吸，注视着这一幕。行刑台上，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虽然被扣着谋逆的帽子，但周围的人都知道，这个叫于谦的人，曾经一手拯救了大明。七年前，他以一己之力，击退了瓦剌。七年之后，他却被明英宗朱祁镇斩杀。这一场看似荒诞的悲剧，却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权力博弈的结果。

网络图片 于谦

于谦的死，往往被后人看作是忠臣蒙冤的典范，然而，如果细查朱祁镇和他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单纯的正邪之争。于谦从支持景泰帝，到不肯南下，他所做的一切选择，都在不经意间将朱祁镇推向了权力的边缘。夺门之变一响，拯救了大明江山的功臣，就成了新皇重新掌权的牺牲品，他的功劳越大，朱祁镇的失败就越明显。

网络图片 朱祁钰

拥立新帝

土木堡狼烟一去，明王朝便陷于君俘国危的危局之中。在瓦剌挟持朱祁镇进行敲诈的时候，于谦顶住所有人的压力，力排众议，拥立了朱祁钰为新皇帝。这个决定虽然是为了拯救国家，但也在礼仪和法律上留下了一道致命的裂缝，太庙铜鼎上镌刻景泰二字，朱祁镇的正统地位就受到了永远的损害。

于谦执掌大权后，更是将国家利益放在了皇权之上，改革三大军营，废除了世袭的军队制度，九边防务，削弱了藩王的力量，更是直言不讳地劝说景泰帝，皇帝‬当为天下守器

。于谦虽然将天下苍生团结在了一起，但也让朱祁镇内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朝堂之中，一封来自南宫的密函悄无声息地写着：于谦不是臣子，而是叛国贼。

网络图片 土木堡之变

权力真空

景泰帝病情越来越重，朱批上的字迹也越来越潦草，悬而未决的皇位之争，终于成为了事件爆发的导火索。景泰八年，一月十六日，紫禁城中阴霾密布，徐有贞看着天空，忽然大叫一声：紫微晦暗，帝星将易，石亨立即领兵千余人，用金符诈开了南宫的门锁。朱祁镇看着跪伏在地的将军们，七年幽禁之辱，以及重新执掌传国玉玺的欲望，都在他的眼眸里涌动。这一次夺门之变，朱祁镇成功复位。

徐有贞在奉天殿内大喊：若不杀于谦，复国便无名！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只有把景泰朝称为伪朝，才能粉饰复位‬的正当性。而于谦则是景泰朝政制度的中心建立者，他的存在，从根本上否定了朱祁镇的复位‬。

网络图片 夺门之变

皇帝‬谋略

于谦之死并非单纯的复仇，更是一项有计划的皇权重建计划。首先，于谦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军队系统，京城三个大营都是由兵部统领，九边兵马都是他们的人，以文驭武，令朱祁镇有一种被敌人盯上的感觉。其次，景泰时期的官员遍及六部，其中于谦推荐的官员就达17人。朱祁镇需要一具足以震慑整个朝廷的尸体，就像刑部的圣旨里说的那样：杀鸡儆猴，以示警告。

更深层次的冲突发生在思想上。于谦书房里挂着社稷之臣四个大字，这是对皇帝的一种无形的挑战。一旦文官集团以天下取代天子，朱祁镇就不得不举起屠刀，用鲜血来捍卫君权神授的教义。

道德两难

可笑的是，在《明英宗实录》中，朱祁镇在于谦的告老书上，低声说了一句：谦固忠吗？徐有贞却用周公诛管蔡的古训逼迫，朱祁镇终于在圣旨上盖了章，这就像是一个笑话，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最后还是选择除掉对国家忠心的大臣。

网络图片 朱祁镇

1457年1月22日，北京刮起了一阵凛冽的北风，崇文门刑场前的黄土已被血染红。辰时三刻，于谦穿着一身朴素的囚服，镣铐在寒风中猎猎作响。就在这时，刑部尚书念出谋逆二字，忽然一名年老的士兵跪倒在地，大叫道：大人救京都时，瓦剌箭矢都比不上这把剑！这句话就像是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水面，哭声像‬水‬波‬一样‬渐渐传开，但是‬最终还是无法‬刺穿皇帝的铁幕。

于谦站在刑场上，拒绝了最后一杯，对着南边磕了三个响头：此非拜君，乃拜太祖创国之德。当刽子手的刀落下的刹那，历史上就有了天忽阴晦，京师地动的记载。与此同时，紫禁城之中，朱祁镇正在看着桌上的两份奏章，一份是于谦临死之前所作的一封《请罢黜疏》，字里行间都是对重边防，轻徭薄赋的劝诫。一张是徐有贞呈上来的《逆党名录》，上面写满了南宫七年的怨气，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铁锈般的颜色。

当‬于谦的人头被挂在了城门上时‬，死刑的目的‬，已经超越了惩罚‬的范畴，显然他‬的‬人头‬‬成了朱祁镇重塑皇权的祭品，同时‬九重殿外，石亨率领大军，血洗了兵部，将三大营将军的名册扔进了火盆里；文华殿里，新来的大臣们正紧张地抄写着景泰伪政的定论。朱祁镇在行刑完‬于谦‬第二天，发布了一份《复位诏书》，说明‬自己继承了太宗的衣钵，想要用祖宗的法律来掩盖这场复位‬带来的伤痕。

网络图片 朱祁镇复位

结尾‬

锦衣卫杀入于谦府后，史书记载了一个最荒谬的对比：掌管着所有军队的兵部尚书，家中居然只有书籍。瓦剌铁骑没能成功办到的事情，却被南宫王朝的阴谋给击溃了。成化初期，明宪宗朱见深上书，先皇已知其罪，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把当权者的虚伪剥了个精光，就连朱祁镇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场清剿‬只是一个为了保住皇位而编造出来的谎言。

于谦的罪孽，就是戳中了一个皇帝的软肋。他在北京城墙上大喊社稷为重，又在奏折上坚称天意难测，唯德行是从，他试图将国家和君王分离开来。这一超前的理想道德，就像一把尖刀，扎进了独裁政权的心房，让紫禁城都为之震颤。权力可以扼杀身体，但不能熄灭思想的火焰：李贤、张居正等内阁大臣，都在默默地诵读于谦的奏折，在皇权的压力下，保住了文官集团的灵魂之火。

六百年过去了，杭州于谦祠的雕像还在朝北。刑场上飞溅的鲜血，已经冷却下来，但是谋逆这两个字，却在漫长的历史中露出了它的真面目，这不是因为忠诚，也不是因为阴谋，而是因为权势对理念的畏惧。这并不是一个朝代的复苏，而是一种近乎于疯狂的独裁统治，撕下了自己的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