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身碎骨全不怕——于谦，以身许国，守卫京师，为大明续命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假意声称要送还明英宗朱祁镇回国，随后大举进犯北京。于谦率领军民顽强抵抗，最终保卫了京师的安全。

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出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

于谦自幼天资聪颖，勤学不辍，才学出众，声名远播乡里。少年时期的于谦便怀揣救国济民的远大理想，这与家族中祖父辈的熏陶息息相关。

他的祖父珍藏了一幅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画像，这幅画像对于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他立志报国的精神源泉。

于谦对文天祥的高尚品格极为钦佩，并在15岁时写下了赞颂文天祥的词句，将画像每日悬挂在书桌旁，以此激励自己立志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赞词内容如下：

唉，文山先生！您生逢宋朝末世，为国捐躯，舍生取义，气贯长虹，感动天地。历经岁月沧桑，世事变迁，您虽被困于囚牢，却始终正气凛然，言辞刚直，愈发坚定。内心难以欺骗，上天令人敬畏。宁可坚守正义而死，也不愿苟且偷生。面向南方再次跪拜，含笑九泉。您的孤忠大节，将万古流传。我瞻仰您的遗像，感受到清风凛然，令人肃然起敬。

于谦秉持着积极而严肃的生活态度，他的性格刚正不阿，思想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从他17岁时创作的《石灰吟》一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渴望为国效力、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的崇高精神。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在这首诗里，于谦以石灰的炼制过程自喻。无论经历“千锤万凿”还是“烈火焚烧”，只要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动摇他的决心。他展现出一种“出深山如等闲”的宏伟气度。“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一句，更表达了他希望像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一样，将自己的忠贞品格铭刻于世。这种比喻形象贴切，令人印象深刻。

于谦不仅勤奋好学、志向高远、品德高尚，还拥有随机应变的智慧和敢于担当的胆识。这些品质使他成为一位令人敬仰的历史人物。

有位督学佥事平日里作威作福，对待学生们态度十分傲慢，还经常严厉训斥犯了小错的学生。久而久之，学生们对他积怨颇深。

一次典礼上，学生们借机与督学发生争执，场面逐渐失控。督学大人上前制止时，被人群推搡掉进了学宫前的泮池里。其他学生都惊慌逃离，生怕被督责惩罚。

只有于谦一人勇敢地去救援。督学被救上岸后，怒气冲冲地抓住于谦，打算治他的罪。

于谦冷静地说："和您争吵的人都已经跑掉了，我是见您快淹死了才救您的。如果是我把你推下水，我会冒着风险再救你吗？现在您不但不感谢救命恩人，反而要归罪于我，却放过了那些与您争吵的人，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督学听后哑口无言，只好作罢。

于谦在钱塘县学就读时，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品性。他熟稔礼仪，态度庄重，性格刚直不屈，从不愿阿谀奉承权贵，这自然招致巡按御史的不满。

一次，巡按前来视察，有意借讲书为由刁难于谦，特意点名让他上台。

于谦毫不畏惧，泰然自若地走上前，向众官员行礼后开始讲书。然而，他提出一个要求：几位巡按必须跪在讲案前。

巡按当即反驳：“讲书并无跪礼。”

于谦答道：“今日所讲乃太祖高皇帝《大诰》三编，小生不敢不跪，诸位大人也理应如此。”

面对太祖高皇帝的威严，巡按及其他官员不得不屈膝跪下。

于谦随后深入浅出地讲解《大诰》，听者无不肃然起敬。他以机智和勇气挫败了权贵的挑衅，其不畏强权的精神深得民心。

永乐十八年（1420年），于谦在杭州参加浙江乡试，荣获第六名举人。次年，他赴京参加会试与殿试，最终金榜题名。当时正值明朝国力鼎盛，但于谦并未将目光局限于国家的强大，而是敏锐地察觉到内部隐患。

在殿试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国之弊病。这一坦率之举虽遭到周围人的反对，却因“策语伤时”而被降为三甲第92名。尽管如此，于谦那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气节仍备受世人敬仰。

于谦考中进士后，被授予山西道监察御史一职，在任职期间以廉洁能干而闻名。当时的他，如同许多年轻人一样，略带傲气，加之才貌出众、英姿勃发，在朝堂上奏报公务时，声音洪亮且条理清晰，深得刚刚继位的宣德帝赏识。

宣德元年（1426年），于谦受命随驾出征，参与平定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在后来再次被派遣至江西担任巡按期间，他与都察院的上级关系融洽。

时任左都御史的顾佐同样是一位刚正不阿、不攀附权贵之人，但对于谦却极为敬重。他认为于谦不仅公正廉明、作风严谨，还才华横溢，是难得一遇的同僚。这种认可让于谦备受鼓舞，仕途顺遂的他更加坚定了为国效力的决心。此时，他的诗作中充满了豪情壮志：

“峥嵘头角伸非难，变化飞腾顷刻间。等闲吸尽四海水，化作甘霖拯旱干。”

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从二品），并委任其巡抚山西、河南地区。当时，于谦年仅33岁，正值壮年。他在这一职位上连续任职长达19年（1430年至1448年），政绩斐然，并深入民间，体察百姓疾苦。

15世纪中期，华北地区水旱灾害频发。于谦在担任巡抚期间，主要任务便是救灾与安置流民。他勤勉尽责，奔波于两省各地进行巡视，力求及时解决各类问题。

为减轻民众负担，于谦竭力为灾民争取免除赋税和劳役的权利。针对粮食短缺的问题，他积极调控市场供需关系，并建立了义仓和平准仓以应对危机。同时，他还致力于水源治理和水利设施建设，有效遏制了灾害的影响范围。此外，他鼓励各行业稳步发展，推动社会经济逐步恢复。

于谦的杰出贡献使得数十万流民得以妥善安置，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广泛爱戴与尊敬。甚至连盗贼也对他心生敬意，据史书记载，“威惠流行，太行伏盗皆避匿”。

于谦为人清廉正直，每次进京汇报工作时从不携带礼品馈赠权贵。

在宣德至正统初年，三杨掌权时期，他们对于谦十分敬重，其提出的建议均被采纳实施。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驾崩后，太监王振开始独揽大权，为非作歹，朝廷上下贿赂成风。有人好意提醒于谦：“即便您不愿献上金银珠宝巴结权贵，也该带些地方特产，比如线香、蘑菇、手帕之类的东西，趁机送点人情。”

于谦听后淡然一笑，举起袖子说道：“我带的只有两袖清风。”

随后，于谦写下一首绝句以明志：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图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这首诗很快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美谈。然而，于谦的清廉和正直却让王振心生不满。

正统十一年（1446年），于谦向朝廷举荐参政王来与孙原贞担任巡抚。

然而，王振趁机指使心腹联合弹劾于谦，指控他“抱怨朝廷未给予足够厚待，心生不满，并随意推举官员，有失大臣风范”。于是，于谦被逮捕下狱，并被判以死刑。

此消息一出，引发了山西、河南两地民众的强烈不满。百姓们纷纷前往京城请愿，要求朝廷恢复于谦的职位。

甚至连开封的周王和太原的晋王也上书为于谦求情。见于谦深得民心，王振不得不放弃处决计划，改将于谦贬为大理寺少卿，但仍让他继续负责山西与河南事务。

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谦因父亲去世而回杭州奔丧。服丧期间，他被紧急召回，任命为兵部右侍郎。次年，其母亲离世，但因边境局势紧张，于谦不得不再次中断守孝，奉命返回北京担任兵部左侍郎，协助处理军务。

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爆发，兵部尚书邝埜随驾出征不幸阵亡。至此，于谦实际上已成为兵部的最高负责人。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大明英宗皇帝朱祁镇在土木堡遭遇不测，这一事件使大明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之中。

次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回京城，孙太后与钱皇后闻讯后，急忙组织人手将宫中大量金银财宝送往也先处，试图以财物赎回英宗，以为此举能够化解危机。

然而，蒙古瓦剌的也先怎会仅为区区财物所动？他虽笑纳了这些金银珠宝，却并未释放英宗，依旧将其扣押。数日后，从土木堡溃败而归的残兵败卒狼狈地抵达北京街头，消息至此再也无法掩盖。

面对如此局面，孙太后不得不命郕王朱祁钰暂代监国之职，并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皇太子，随后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后续应对之策。此时，明军精锐几乎全军覆没于土木堡，京城已无可靠的防御力量，朝堂之上一时人心惶惶，“群臣聚哭于朝”，束手无策。

就在此时，苏州吴县人、翰林侍讲徐理站了出来，他情绪激动地上前奏报：“根据天象推算和历史规律，我朝天命已去，唯有南迁方能避免更大灾难！”

关键时刻，于谦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南迁”之议。他主张誓死保卫京城，反对徐理的逃跑主义。于谦慷慨陈词：“凡言南迁者，皆可斩！京师乃天下根本，一旦动摇，则全局尽失。难道我们忘记了当年宋朝南渡的惨痛教训吗？”

于谦的这番话极大地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为保卫京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坚定立场扭转了局势，成为大明王朝度过此次危机的重要转折点。

于谦的坚决抗敌主张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和内阁大学士陈循的全力支持。主逃派徐珵被太监金英以“辅郕居守”之名驱逐出殿，抗敌呼声随之高涨。孙太后与郕王朱祁钰见此情形，最终打消了弃城而逃的念头，并将固守北京的重任托付给了于谦。

事实上，当朝廷把保卫京城的重任交给于谦时，他也只得到了不到十万的老弱残兵。由于土木堡之变，明朝精锐部队损失惨重，仅凭这些兵力守住北京确实困难重重，京城中的百姓对此也忧心忡忡。

为应对危机，于谦上奏郕王朱祁钰，请求调遣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的备倭军，以及江北和北京诸府的运粮军，火速赶往北京，共同构筑起保卫京城的坚固防线。

通州是当时储存明军粮草的重要基地，但于谦认为，单靠朝廷的力量无法保护那里，又担心粮草落入敌手，造成更大损失。然而，直接焚毁粮食又会浪费宝贵的资源。于是他决定将通州的百万石粮食作为文武京官和军士从当年十月到次年六月的俸粮，让他们各自前往通州领取。

同时，于谦还征用了顺天府的五百辆大车运送通州的粮食进京，并鼓励民间有车的家庭参与运输。每运送二十石粮食入京仓者，可获得一两脚价银（即运输费）。

此外，于谦还请求给予新选余丁官军、旧操舍人（军官子弟）以及应募的新兵每人一两银子和两匹布的奖励；对于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以及皇城四门内外的官军，则每人发放两匹布作为补贴。

于谦迅速而有序地安排好了北京的防御工作，使民心逐渐安定下来。九月十九日，郕王朱祁钰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以表彰他的卓越贡献。

景泰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郕王朱祁钰登上午门开始代理国政。朝臣们请求将祸国殃民的王振全家抄斩，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但没有得到明确回应。这时，群臣齐声痛哭请愿，王振的心腹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出言辱骂大臣。

马顺的嚣张态度彻底激怒了众臣，愤怒的大臣们一拥而上，当场将马顺打死。紧接着，王振的两个亲信宦官毛贵和王长随也被愤怒的群臣处死。

当王振的侄子王山被绑到殿上时，群臣一致要求郕王朱祁钰下令立即处死王山。郕王朱祁钰惊慌失措，想要退避。

关键时刻，于谦挺身而出，拦住郕王朱祁钰说:"马顺等人罪有应得，打死无妨。"这一决定平息了局势。由于众人争抢拉扯，于谦的衣袖都被撕破了。

这场变故结束后，吏部尚书王直拦住于谦，激动地说:"国家正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才！就算有一百个我，也比不上一个您。"作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王直这番话代表了朝中官员对于谦的高度认可和支持。

最终，郕王朱祁钰下令将王山押赴西市凌迟处死，并诛灭王振全族，没收其所有家产。

在土木堡之变后的第二日，于谦立即着手对各边关要塞的人事进行调整。他任命正直廉明、勤政爱民的右都御史陈镒驻守京城，负责安抚城内的军民百姓；同时封杨洪为昌平伯，与原本镇守宣府的罗亨信、朱谦等人共同负责宣府的防御事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一年九月，也先曾挟持明英宗攻打宣府，并三次以英宗之名命令杨洪开城，但杨洪始终坚决拒绝。

当时，罗亨信更是亲自持剑坐在城楼上，严令道：“凡擅自出城者，立斩！”在他的果断指挥下，守城将士士气大增，决心死守不退。

最终，也先见无机可乘，只得率军转向西去。为此，郕王朱祁钰特意下旨褒奖了杨洪、罗亨信等人的英勇表现。

为了进一步加强京城各处关口的防守，于谦精心挑选了一批精明强干的官兵负责具体防务工作。此外，他还赦免了此前因阳城之战失败而逃回的石亨，命其统领京营兵马。

于谦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应当重用像石亨这样熟悉军事事务的人才，让他有机会将功补过。

古语有云：“国有贤君，实乃社稷之幸。”土木堡之变，皇帝朱祁镇不幸被敌掳去，太子年幼，难以担起大任。朝中大臣心急如焚，遂向孙太后提议拥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以稳定人心。

孙太后对此建议深表认同，然而郕王朱祁钰却连连推辞，说道：“当今圣上尚在敌营，若再立新君，岂非以下犯上？我身为臣子，又怎敢僭越此礼？”众臣面面相觑，一时无言以对。

此时，于谦站了出来，义正词严地说道：“此乃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此举并非以下犯上，而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计。只要有人能执掌朝纲，带领国家渡过难关，便是对圣上的最大忠诚。相信圣上若知此事，也定会理解并宽恕。”

经于谦一番陈词，郕王朱祁钰终于应允，在九月二十二日即位，是为景帝，并尊英宗为太上皇。由此，明朝从失去君主的危机中重新获得稳定，而明英宗朱祁镇在敌方手中也从珍贵的人质沦为无足轻重的存在。

后来，当敌人挟持英宗企图诱降各地守将时，得到的回应却是：“苍天有眼，大明已有新君。”

这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大同与宣府作为北京西南的重要屏障（尤以大同为关键），一旦失守，将直接威胁京城安全，使局势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为此，于谦特意举荐坚守大同有功的副总兵郭登升任总兵，以确保边防稳固。

于谦坐镇北京，严守京城重地。他整顿军纪，挑选新将领训练各路军队，并在城外驻扎营地，分兵把守九座城门的重要位置。

十七日，也先与脱脱不花再次率领瓦剌骑兵，挟持英宗进入明朝境内，准备发起新一轮进攻。二十四日，景帝命令于谦提督各营兵马，指挥将士保卫北京。

于谦调派诸将率领二十二万官军，在京城九门外严阵以待：武清伯石亨带领副总兵范广、武兴等人在德胜门外布阵，同时负责节制守城的各路军队；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布阵，广宁伯刘安在东直门布阵，武进伯朱瑛在朝阳门布阵，都督刘聚在西直门布阵，副总兵顾兴祖在阜城门布阵，都指挥李瑞在正阳门布阵，都督刘得新在崇文门布阵，都指挥汤节在宣武门布阵。

二十五日，瓦剌骑兵分两路从紫荆关和白羊口向京城发动夹击。京营统帅石亨主张退守京城，利用有利地形避开敌军的锋芒。然而，于谦坚决主张出城迎战，他对将士们说：“如果我们退守城内，敌人就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那我们还怎么打胜仗？”

于是，于谦亲自率军出城迎战瓦剌主力，在德胜门外布阵，并将城内的事务交给兵部侍郎吴宁处理。

于谦下令：“凡是有盔甲的军士，今日不出城迎战者，斩！”

部队出城部署完毕后，立即关闭所有城门，并颁布临阵军令：“临阵时，将领不顾士兵率先撤退者，斩将领；士兵不顾将领率先撤退者，后队斩前队。”

将士们深知这是一场背水之战，个个奋勇效命。

正统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瓦剌大军逼近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列阵，同时将英宗皇帝安置在德胜门外。当天，副总兵高礼与毛福寿奉命率领明军，在彰仪门土城以北迎击瓦剌军队。

战斗中，瓦剌先锋被斩杀，百余瓦剌士兵丧生于明军刀下，同时还成功夺回了千余名被俘的明朝军民。此役瓦剌大败，士气受挫，而明军则士气高涨，并乘胜追击。当夜，明军派遣薛斌率部偷袭瓦剌营地，再次取得胜利。

也先原本以为可以轻而易举攻占北京，却未料到明军早有防备，严阵以待，使其锐气大减。

与此同时，投降瓦剌的宦官喜宁向也先献计，假意提出议和，派遣使者邀请明朝大臣“迎驾”，以此试探明朝朝廷的虚实。

于谦早已洞悉也先的阴谋，仅派遣少数官员前去议和。然而，也先拒绝与他们会谈，并再次要求明朝派遣高级使臣。面对景帝倾向于议和的态度，于谦坚决反对，主张继续抵抗，拒绝再派使臣前往。

三十日，瓦剌军与明军在德胜门外展开激烈战斗。

于谦命令石亨率兵埋伏于道路两旁的空屋中，同时派出一小队骑兵冲击瓦剌军阵型。交战后，明军假装败退，诱使也先率领万余精锐骑兵紧追不舍。

当也先的军队靠近城池时，于谦下令神机营火炮与火铳齐射，随后石亨的伏兵突然杀出，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瓦剌军顿时大乱，明军副总兵范广率先冲锋陷阵，士兵们奋勇杀敌，最终重创瓦剌军。

在这场战斗中，也先的弟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号称“铁颈元帅”）被明军火炮击毙。见议和图谋失败，也先转而进攻京城防御较弱的西直门。

驻守此地的都督孙镗难以抵挡瓦剌主力的猛攻，眼看即将失利时，石亨从北面率兵增援，使瓦剌军三面受敌，被迫向西南方向撤退。至此，明军与瓦剌军的首次会战以明军的大捷告终。

正统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瓦剌大军再次逼近彰仪门土城，明军早有准备设下伏兵。于谦迅速派遣副总兵武兴与都督王敬率部出城迎敌。

战斗中，明军前队以火器神铳猛烈开道，后队紧随其后以弓弩短兵衔接进攻，成功击退瓦剌主力部队。然而，监军太监因急于争功，不顾全军部署，擅自率领百余骑兵突进，导致阵型大乱。副总兵武兴在这场混战中不幸阵亡。瓦剌军队乘势反击，意图攻破土城。

危急时刻，京城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参与战斗。他们登上屋顶，用砖瓦猛砸敌人，奋勇呼喊，声震四野。瓦剌军队被这突如其来的顽强抵抗吓阻，不敢贸然前进。

此时，黄竑、毛福寿、高礼率领援军及时赶到，瓦剌军队仓皇撤退。第二次会战以明军胜利告终。

瓦剌军队盘踞在北京城外，先是以“迎驾”为名行骗，未遂后又连续五天发动猛攻，却屡战屡败，伤亡惨重，士气低迷。与此同时，山西及京城的民间抗敌组织纷纷成立，有效打击了瓦剌军队沿途的烧杀抢掠行为。兵部侍郎罗通率部抄截瓦剌退路，成功粉碎其攻打居庸关的阴谋，经过七昼夜激战，瓦剌军队始终未能得逞。

11月1日，瓦剌军队在夜色掩护下悄悄拔营撤退，也先挟持着英宗先行离开。于谦得到情报后，立即命令石亨连续发射大炮轰击敌营。此役中，瓦剌军损失惨重，死亡人数过万。

也先带领残部向良乡方向撤退，在撤退途中，他们纵火焚烧了昌平明朝皇陵的享殿与祭器，并沿途劫掠州县。

面对瓦剌军的暴行，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进行抵抗。其中，广平县的王伟率领民兵巧妙防守县城，顽强抗击入侵者，最终受到于谦的嘉奖，被晋升为兵部侍郎。

于谦随后派遣孙锋、范广率领两万大军追击瓦剌游寇。至11月23日，瓦剌军队全部退出塞外，京师正式宣布解严。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成功挽救了濒临危亡的明朝。战后，明景帝朱祁钰论功行赏，加封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并继续担任兵部尚书之职。

然而，于谦却谦逊辞谢道：“四郊多垒，乃是卿大夫的耻辱，怎敢邀功请赏！”

尽管在北京保卫战中，明军重创瓦剌军并迫使其退回关外，国内局势暂时趋于稳定，但要真正恢复国家实力仍需各方共同努力。基于这一认识，于谦开始大力加强北部边防建设，整顿边关军队，同时强调保持警惕、坚持到底。他还亲自设计擒杀了叛将奄喜宁和内奸小田儿，为全军树立了榜样。

在遭遇北京城下的挫败后，也先多次派遣军队侵扰明朝边境，但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胜利。他逐渐意识到，仅靠武力无法迫使明朝屈服。

与此同时，长期的战争状态也让蒙古失去了通过朝贡与互市从明朝获取生活必需品和赏赐的机会。权衡利弊后，也先决定改变策略，选择与明朝议和，并提出送还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

得知也先愿意送还太上皇的消息，明朝的大臣们无不欢欣鼓舞，纷纷商议派使者迎接英宗归来。然而，明景帝却面露忧色，对众臣说道：“当初我被诸位拥立为帝，实属无奈之举。如今太上皇若真的返回，我又该如何自处呢？”

关键时刻，于谦站出来劝解道：“这片江山已经是陛下的了，又何须担忧？依臣等之见，迎回太上皇不仅可以检验也先的诚意，即便其中有诈，以目前的形势，我们依然能够掌控主动权。”

听罢于谦的话，景帝心中的顾虑渐渐消散，露出一丝笑容，点头说道：“就依你所言。”

于是，先后派遣礼部右侍郎李实与右都御史杨善作为使者前往迎接英宗朱祁镇南归。

景泰元年（1450年）九月一日，英宗朱祁镇结束了为期一年的俘虏生涯，顺利回到北京。然而，他并未重掌大权，而是被安置在南宫（今劳动人民文化宫东侧外交学会院内），开始了幽居的生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