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登基后，为什么要帮于谦和朱祁钰平反？背后有何深意？

明朝历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莫过于土木堡之变和随后的夺门之变。短短八年时间，大明从危亡边缘重获新生，又在权力角逐中让功臣惨死。这其中，于谦的命运最让人唏嘘。

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撺掇下，决定亲自率军北征瓦剌。永乐年间，大明曾五次北伐蒙古，皇帝亲征不算新鲜事。但此时的明朝早已不同，边军长期缺额，财政紧张，军队战斗力远不如鼎盛时期。

朱祁镇没听大臣劝阻，坚持出兵，史料记载，这次亲征的队伍号称有五十万人，其中包含大量非战斗人员。

最终，这支北征大军最终在土木堡栽了大跟头，京营里那些常年守卫京师的精锐，几乎被打光了，连武器辎重都丢了个干净。

更糟的是，英宗本人都被瓦剌俘获，对一个王朝来说，皇帝被俘，精锐尽失，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消息传回北京，朝堂上下瞬间乱了套，当时京师里能调动的守军没多少，大多是老弱残兵，防卫空虚得很。瓦剌那边一看明朝群龙无首，立马带着大军往南压，想趁势拿下都城。

不少大臣慌了神，纷纷提议南迁，暂时避开瓦剌的锋芒。可谁都清楚，南迁就是放弃北方的国土和百姓，一旦走了，明朝在北方的根基就会彻底动摇，到时候想再回来就难了。

这时候，兵部尚书于谦站了出来。他一力反对南迁，坚持要守住京师。他一边紧急调遣周边省份的军队往北京赶，一边组织人手修补城墙、加固防御工事，连城里的百姓都发动起来，帮忙运送物资、修筑堡垒。原本摇摇欲坠的局面，硬是被他稳住了。

没等明朝喘过气，瓦剌大军就打到了北京城下。城里的守军不仅人少，士气还低得很，毕竟刚经历了土木堡惨败，不少士兵心里都发怵。

可于谦没给大家退缩的机会，他亲自坐镇城头统筹调度，把文官武将分到各个城门守着，还立下规矩，敢临阵脱逃的，当场斩杀。

文官们不再只懂纸上谈兵，跟着武将一起守城门，百姓们也主动扛着粮食、拿着工具来支援，有的甚至拿起兵器帮着守城。

瓦剌军猛攻了好几天，城门始终没被攻破，他们带来的粮草也渐渐不够用了，没办法，只能灰溜溜地撤兵北返。

这场保卫战不光保住了都城，更让新即位的景泰帝朱祁钰站稳了脚跟，要是都城丢了，他这个临时即位的皇帝，根本站不住脚。

而于谦作为救国家于危难的功臣，声望一下子涨到了顶峰，百姓都喊他“社稷之臣”，说他是大明的顶梁柱。

英宗被俘后，太皇太后和大臣们没敢耽误，商量着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帝，也就是景泰帝。朱祁钰本来性子就谨慎，身体又常年偏弱，处理朝政时，大多时候都得靠于谦拿主意。

这一时期的明朝，虽然外患还没彻底解决，但于谦整顿军备、梳理财政，朝政慢慢从混乱里走了出来，渐渐走上正轨。

可景泰帝坐稳皇位后，想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好让权力能传到自己这一脉。1452年，他把原太子朱见深的太子位废了，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可惜的是，朱见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1450年，瓦剌一看扣着英宗也没什么好处，反而要时时防备明朝的反扑，干脆把英宗放了回来。可英宗刚回到北京，就被景泰帝软禁在了南宫里，这一禁就是七年。

七年里，英宗没机会接触朝政，连出门都受限制，成了个有名无实的“废帝”。

到了1457年，景泰帝突然病重，连朝都上不了，朝政一下子没人主持。

武将石亨、宦官曹吉祥和文官徐有贞等人暗中勾结，趁着夜色带兵撞开南宫大门，拥立英宗复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夺门之变”。

英宗重新登上皇位，改元天顺。景泰帝被废为亲王，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凡是景泰朝重用的大臣，都成了清算对象。于谦作为景泰帝倚重的核心大臣，自然在劫难逃。

在复辟的英宗眼里，于谦是景泰帝的重要支持者，成了自己重掌大权的障碍。徐有贞等人趁机进言，说不杀于谦，英宗复位就名不正言不顺。英宗最终点头，给于谦定了“谋逆”的罪名。

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于谦在崇文门外被处斩，时年59岁。他生前写过一首《石灰吟》，其“"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句子，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抄家的士兵到了于谦家里，发现除了朝廷赏赐的物品，没有多余的钱财。

明英宗去世后，1465年，他的儿子朱见深即位，就是明宪宗。宪宗上台后没多久，就下令为景泰帝恢复名誉，给于谦平反昭雪。

这个决定在当时震动了朝野，等于间接承认了英宗复辟的合理性存在问题。

朱见深这么做，有几个原因。他少年时经历过太子之位的反复变动，深知权力斗争的残酷。从政治角度看，为于谦平反能安抚人心，恢复舆论公正。

更重要的是，景泰帝没有后代，于谦的后人也不多，平反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明宪宗的这个举动，不仅为忠臣恢复了名誉，也为自己赢得了明君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