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7年正月二十二,北京菜市口飘着残雪,兵部尚书于谦被绑在刑台上,寒风把他的花白胡须吹得直抖。
百姓挤得满街满巷,哭声压过了风声,监斩官念“谋逆”罪状时,声音低得像蚊子叫,连举刀的刽子手,手都在发颤。
刀落下去,鲜血溅在冻硬的黄土地上,也溅在了紫禁城刚复辟的皇帝朱祁镇心里。
朱祁镇能再坐龙椅,全靠三个人,石亨、徐有贞、曹吉祥。
头年正月十六夜里,这三人带了一千二百个兵,谎称瓦剌来犯骗开城门,冲进南宫把被幽禁七年的朱祁镇接了出来。
当时朱祁镇看见“迎立太上皇”的横幅,吓得差点瘫了,他还以为是弟弟朱祁钰要杀他。
徐有贞跪着喊“陛下复位是天命”,把政变包装成顺天应人的事,朱祁镇糊里糊涂就坐上了奉天殿。
本来想,这三人是救自己的恩人,可没几天,他们就撺掇朱祁镇杀于谦。
御前会议上,朱祁镇还犹豫:“于谦守北京有功,杀了百姓会有意见。”徐有贞凑过来小声说:“不杀于谦,您复位就没道理。”
这句话戳中了朱祁镇的软肋,他怕别人说自己的皇位是抢的,最终他画了押,正月二十二那天,于谦就没了。
后来抄于谦家,官兵进去一看,正屋只有景帝赐的蟒衣和宝剑,后院米缸剩半缸陈米,书桌上还摊着没写完的《备边十策》。
主事官把这事报给朱祁镇,他半天没说话,那一刻朱祁镇心里该是发虚的,他未必不知道于谦冤,可权柄面前,公道有时候就是得往后退。
杀了于谦,朱祁镇开始赏那三个“恩人”,石亨封了忠国公,掌着京营兵权,家里子弟全进了军队要害部门。
徐有贞成了武功伯,内阁的事全他说了算,连皇帝看奏章都得先给他过目。
曹吉祥是太监,没法封爵,就得了两万顷庄田,儿子曹钦封了昭武伯,一家子四个都督,京里人都叫“曹半朝”。
这三人得意得没边,石亨在朝房里把六部大官当奴才骂,徐有贞总跟人吹“没有我,陛下回不来”,曹吉祥更离谱,私设了“内厂”,派特务到处抄家抢东西。
朱祁镇一开始全听他们的,可没半年,这三人就内讧了。
徐有贞看石亨、曹吉祥不顺眼,偷偷跟朱祁镇说他俩贪赃枉法,结果反被石、曹二人反咬一口,说他泄露皇宫里的话。朱祁镇没法,把徐有贞贬到了云南。
徐有贞走后,朱祁镇在档案里翻到两封襄王的旧奏,上面写的全是劝朱祁钰善待他,根本没有“于谦要立外藩”的事。
他坐在南宫原来的地方,看着当年被撞碎的铜锁,才喃喃说:“原来‘谋逆’是我写错了。”
搞不清他这时候是真后悔,还是怕自己落个错杀忠臣的名声,但至少他开始明白,自己就是那三人的棋子。
天顺三年,石亨叔侄想趁阅兵废了朱祁镇,被人告密。
朱祁镇连夜派兵围了石亨家,搜出了黄袍和印玺,石亨被关进以前他自己待过的“高墙”里,最后用裤带勒死了。
抄家时查出七十万两银子、三万顷庄田,相当于全国一年一半的田赋。
朱祁镇看着清单,怕是最有体会,于谦死的时候,就剩点旧衣旧剑,这对比太扎心了。
石亨死了,曹吉祥吓得睡不着觉,干脆想造反。天顺五年七月,他跟儿子曹钦商量好,要烧长安门、抢皇宫。
头天晚上,曹钦请手下喝酒,喝到兴头上拍着桌子喊:“当年能立个太上皇,今天就能立个曹皇帝!”可那天晚上下大雨,叛军迷了路,城门又关了,曹钦被手下杀了,曹吉祥被凌迟处死。
朱祁镇登上午门看行刑,没什么表情,只让人传话说:“以后别再提‘夺门’俩字。”
很显然,到这时候朱祁镇才彻底醒过来,所谓的“恩人”,不过是拿他当梯子争权。
可于谦已经死了,再后悔也没用,曹吉祥死后,他找当年抄于谦家的主事官问:“于少保临死前说什么了?”主事官答:“他指着天说‘皇天后土,可鉴此心’。”
朱祁镇沉默了好久,写了道罪己诏,放了于谦的女婿,还在于谦家建了祠堂。
迟来的忏悔祠堂建成那天,朱祁镇去祭拜,看见于谦的旧衣挂在墙上,胸口的刀痕还能看清,他突然哭了,跟身边人说:“我的江山还在,可于少保回不来了,写多少罪己诏也没用。”
并非明智之举的是,这份忏悔来得太晚,于谦的冤屈虽被洗清,可一条忠臣的命,终究换不回来了。
1464年正月,朱祁镇快不行了,把太子朱见深叫到床边,说了三件事:一是以后别让宫妃殉葬了,从他开始,二是把被关了五十多年的建庶人放了,三是让太子赶紧把于谦的冤案彻底昭雪,别让后人骂朱家。
说完这些,他看着房梁上的“正大光明”匾,最后说:“徐有贞他们不是爱我,是爱自己,是我对不起于谦,不是于谦对不起我。”
窗外又下雪了,跟于谦死那天一样,历史就是这样,没有如果。
于谦墓在西湖三台山,墓碑上就八个字“大明少保于忠肃公”,每年都有人去祭拜,而朱祁镇,不管他后来做了多少弥补,“夺门”“冤杀于谦”这两个标签,始终贴在他身上。
毫无疑问,朱祁镇的一生,是帝王里少见的“犯错又反思”的例子。
他早年糊涂,被人利用错杀忠臣,晚年虽有弥补,可遗憾已经造成。而于谦,用一生证明了什么是“清白”,就算蒙冤而死,也能留名千古。
如此看来,权力能让人迷失,可真正的忠魂,从来不会被历史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