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的死因在那个年代像谜团一样盘旋在许多人的心头。粟裕,已经晚年了,那天听说陶勇和朱岚在上海“自杀”,他的第一反应是震怒,后悔没有早些查明此案!粟裕自己说,一生最后悔不是没查清,而是觉得自己当年的一句话,最终害了陶勇。粟裕不是无名之辈,他曾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中挑起重担,成就了自己的战功。可是,没有把所有功劳归于自己。他总记得“一个好汉三个帮”,而陶勇,正是他幕后的硬核帮手之一。
两人打下江山,之后在军中也成了不可撼动的中流砥柱。关系一直很紧密。但1958年以后,一次“反教条主义运动”让局势骤变,粟裕以莫须有的理由被撤职。新职位不高不低,被调去军事科学院,其实结局未定,就是有人为他说了关键的一句话——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陶勇。
那是军委扩大会议,气氛很紧张,批斗声势浩大。关键时刻,陈毅先发言,虽然定了“个人主义”的调子,但这个帽子不是最重。他和粟裕多年的并肩作战,这个时候反而不得不说些话,否则批斗会更厉害。台下还有三野的老将们,不认同批粟裕,私下大家都很抵触。特别“叶王陶”三人,和粟裕曾经的关系非同小可。不管是明里说话还是暗中支持。
叶飞不说话,像块石头不松口。陶勇就有点“玩笑”了,开场就拿自己受教育程度说事,稿子是首长秘书写的自己认字都费劲,讲不好让秘书补充。场下笑声一片,他随即没再发言。王必成也不走寻常路脱稿讲话,《粟裕阳的一面我讲完了,阴的一面谁知道上台揭发!》几句话直接把批斗会搞成了表彰。气氛完全被三人带跑。
结果,陶勇没少引人注意,尤其后来他的结局,令人唏嘘。其实不是1958年那场会直接搞垮他,而是后续发生的事和另外一些人。
特殊时期,全国各地掀起对老干部的大批判风气,陶勇本就生性刚烈,见不得这些。能力有限但尽力护着老干部。身为东海舰队总司令,手头正好有保护老同志的资源。1966年,陶勇在上海动阑尾手术,听说市书记和市长遭遇巨大压力,直接派人将他们接到东海舰队司令部避险。市委会议甚至搬到司令部开。
可是,这等于把自己放到风口浪尖,引来造反派关注,成了众矢之的。东海舰队内煽动不断,连副司令彭德清也不安全。陶勇只好将彭德清也接到上海。到1967年1月,他召开了常委会,强调稳定,反对乱搞。
没几天,陶勇“自杀”。事情发生得很突然。
1月21号,陶勇住在105号房间。下午两点多还在和园丁说话,说要理发。理发师来,陶勇却不见了。大家左等右等,人就是找不到。最后,花园的小水井里发现了陶勇!一起哄着把人拉出来,那时他已经起不了身了。
落水时间其实很短,送医院已经救不回来。妻子朱岚悲痛大喊:“陶勇跟着主席一辈子,不可能自杀,是你们害了他!”但现场乱成一团,证据没了,没人能查明,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朱岚很快也被批斗,几个月后去世,陶勇的孩子们一下成了孤儿,没有落脚的地方。
南京军区的许世友,这时候站了出来。陶勇的四个孩子跑到大别山,跪着哭求许世友救命。许世友没扭头,直接带他们离开上海,“以后都是我家的孩子”。安排进军队,才算保住一条路。许世友不只救了陶勇家,聂凤智差点被丢进长江,也是他的警卫营把人救出来,还有四十多个红色后代都被他护住了。
到了1968年,粟裕才知道陶勇所谓自杀的消息。当即坚持要调查下去,觉得陶勇绝不可能自杀!但这时候粟裕话语权已然有限,陶勇还被开除党籍。毛主席也来电话直接说:“我是陶勇的保皇派!你们不能批他!”可人已经走了。最终平反要等到1977年,陶勇才恢复名誉。
有一种说法,陶勇之死其实并不算偶然。但也有人说环境使然,身在漩涡不由自主。粟裕自认有错,自责一辈子,转念又觉得这些事发生在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是弱者。
如果不是陶勇帮助粟裕,淮海战役或许就不是现在这副样子。可是明面上的因果未必真实——“陶勇的死和我有关。”这句话到底是忏悔还是困惑?旁观的人说不清。
1958年那些天,三野老兵没一个真正站出来反对批斗。就算陶勇上台讲稿,被当作笑话后,还是被其他人议论。王必成那天能带个头,但风向很快被“揣摩领导意图”带偏了。历史是真的复杂,谁都不是绝对赢家。
到了陶勇去世之后,他的孩子们靠许世友才活了下来。许世友是老派人物,可他救人很干脆,但有网友说其实许世友救人的时候,自己也有风险。风口浪尖之下,谁敢拿自己前途去帮别人?这件事网上意见不一,还有人说许家其实给了陶家很多资源,但也有说没有那么夸张。细节就分散成碎片,没人能拼出来全貌。
陶勇死的时候,其实东海舰队里有人主张强力查明原因。他们也知道现场已破坏,主观愿望很强烈,行动却很有限。毕竟造反派掌控局面,现场已经不会留下证据了。朱岚的结局也是一样,亲历者都无力抗争。
其实那两年批斗会满天飞,能全身而退的人很少。许世友能救四十多个孩子,那时南京军区影响力很大,但也有军区干部忌惮造反派势力,不愿明面支持。陶勇家最后是分批离开的,当时还传出陶家小儿子被扣留,家人找了半个月才接出来。
多年后,南京军区史料显示,东海舰队那几个月队内风声鹤唳,谁出门都要报备。陶勇落井后当天军队医生到场,说没救了,但有个护士却表示,抢救没做全,没有掏水。是不是人为造成的?争议至今难平。
1968年后,粟裕掌握军队大权已不足。他想查陶勇案,经常和相关人员交谈。每次都陷入自责——到底是环境害了他还是自己一句话?有时说自己没错,有时又觉得有错。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作者始终拿不准。
可到了1977年,陶勇终于平反。历史翻了个页,很多人觉得终于等到了公平,有些细节至今没人敢多提。粟裕晚年常对身边的干部嘱咐:“陶勇的案子讲明白了就是。”但每次又搁下,不再多说。有人理解,有人不理解,更多人干脆不关心。
到头来看,陶勇之死成了几十年间没结清的悬案。父母身死,孩子流亡;朋友受困,同僚无助。那些年画卷撕开了口,后来人到底能不能看到真相?拖着的结局,只能留在后面的时间里。
历史里总有一句话说反了,没人会完全承认所有错,也没人会永远做对。而陶勇这一案,合并着错和对,正如那些年掀起的风暴一样。过去的风雨,从没完全停过。现在很多依然还在争论,到底谁该为陶勇负责?
或许,命运终究没有标准答案。可关于陶勇和他的那个年代,争议和余波还在,故事短暂也足够让人反思,残缺也能让人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