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为灵活就业发声！4大核心诉求戳中干万人，盼政策更贴心

一趟外卖送餐、一次网约车服务、一件快递包裹背后，是超过2亿灵活就业者对他们劳动价值的付出，以及对更安心保障的期盼。

“我跑了八年外卖，从来不敢生病，因为进一次医院可能几天就白干了。”今年2月，外卖骑手刘伟诗接到一个改变他生活的电话，平台邀请他成为全职骑士并缴纳“五险一金”。这位在北京昌平区风雨无阻奔波了八年的骑手，第一次感受到了“安心” 。

刘伟诗的故事是超过2亿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的缩影。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这个占劳动人口近三分之一的群体已成为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 。

然而，劳动关系模糊、社会保障不足、维权渠道不畅等问题，让他们常常陷入“仲裁无门、诉讼乏力”的困境 。

01 灵活就业群体的壮大与困境

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就业模式的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突破2亿人，占劳动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 。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超过8400万人，他们工作在“云”上，穿梭在城市间，构成了一道别样的城市风景线 。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分公司驾驶员殷其龙坦言：“外卖骑手们长年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风里来雨里去，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职业。” 这些劳动者在服务民生、方便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疫情期间，许多外卖骑手作为“逆行者”，为保障社会正常运转做出了突出贡献 。

然而，规模的扩大并未相应带来权益保障水平的提升。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超在一次与外卖小哥的意外刮蹭事故中发现，平台经济的多层分包模式让法律关系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 。

劳动者往往处于“平台管业务、外包管用工”的灰色地带。除少数大型企业外，多数平台通过区域加盟商管理从业者，即便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者也难以直接向平台总部主张权利 。

这种法律关系的模糊化处理，导致劳动纠纷发生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常陷入“仲裁无门、诉讼乏力”的被动境地 。参保率低、职业风险高、维权能力弱，成为这一群体面临的现实困境。

02 代表的呼声与推动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们的密切关注。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建议确定为重点督办建议，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办理，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督办 。

这场重点督办建议包括11件具体建议，代表们从加快相关立法、明晰企业劳动用工责任、妥善处理新业态劳动纠纷、健全新业态社会保险制度等方面建言献策 。

其中，劳动关系认定难这一核心问题被多名代表反复提及，成为当前新业态劳动权益保障的最大梗阻 。

全国人大代表、SK海力士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主管工程师孙华芹在调研中发现，平台用工模式导致法律关系复杂化，使得劳动者在权益受损时难以找到明确的责任主体 。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阎建国对此指出：“必须加快修订和完善劳动法律法规，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模式和特点，进一步明确其与平台企业、合作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作为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邮区中心邮件接发员柴闪闪认识很多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在他看来，众多外卖员、快递员穿街走巷，服务于城市“最后一公里”，应为他们提供更为周全的保障，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 。

柴闪闪代表最大的期待是，“这些进城的务工者通过自己的劳动，都能够得到相匹配的报酬以及应有的社会保障，让他们的就业平台更加宽广，让他们追求梦想的通道更加畅通。”

03 四大核心诉求

在代表的持续推动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核心诉求逐渐明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明确的劳动关系认定、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的职业安全保障以及畅通的维权渠道。

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模糊是众多问题的根源。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严可仕建议通过专项立法对劳动关系进行清晰界定，通过细化“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法律内涵，对劳动关系认定、最低工资标准、职业伤害赔偿等作出明确规定 。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国风刺绣厂技术总监莫元花指出：“现行劳动法律法规难以适应新业态是导致劳动保障权益维护难的根本原因。”她呼吁国家层面加快修法进程，将新业态劳动者纳入现行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或者单独立法，构建新的系统性法律制度设计 。

社会保障缺口大是灵活就业群体面临的又一现实困境。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认为，灵活就业人员收入多数不高且不稳定，个人全额缴纳社保费用压力较大。他建议“降低参保门槛，让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差异化缴费政策，吸引更多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社保 。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指出，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需要进行前置性改革，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和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进程，解决社保跨地区转接时的损失问题 。

职业安全风险高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日常挑战。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邮政分公司胜利桥揽投站站长赵明枝关注到外卖骑手的安全问题：“许多外卖骑手为了完成任务，通过超速、逆行去抢时间，因为超时往往意味着差评、扣钱甚至被淘汰。”她建议在恶劣天气等特殊情况下投诉免责，给外卖骑手更加人性化的系统时间管理设置 。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公司杜儿坪矿掘进一队副队长董林则持续关注劳动者工作时间问题。自2018年起，他每年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继续加强研究制定煤矿取消后夜班的建议》，呼吁规范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让劳动者在最疲劳的时间段不再冒险作业，得到充分休息 。

维权渠道不畅也是代表关注的重点。重庆市检察机关制定了12项加强民生司法保障的重点行动措施，其中第一条就是加强劳动者特别是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并以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职能为核心，提供“一站式”维权服务 。

在四川省苍溪县，当地检察机关通过开展检察公益诉讼、支持起诉，在追索劳动报酬、确认劳动关系等领域，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了有力援助 。

04 政策落地与企业实践

在代表委员的持续推动下，近年来相关政策不断出台，逐步织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网。

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委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了“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和“民事关系”的三分法分类方式，创新了权益保障制度机制 。

2023年，人社部又相继印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等系列文件，为实践提供具体指引 。

今年2月，多家互联网平台相继宣布，将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引发了广泛关注 。京东外卖骑手刘伟诗成为首批受益者之一：“跑外卖，能给缴纳‘五险一金’，解决未来养老、医疗问题，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美团也宣布骑手养老保险补贴覆盖全国，成为行业首个面向全体骑手开放的社保补贴方案。数据显示，美团从2021年开始参与人社部指导下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探索，率先试点解决骑手的“工伤保险”，即新兴职业伤害保障，至今已为超过1300万骑手缴纳保费超过20亿元 。

在地方层面，一些积极探索也在进行中。重庆市检察机关将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作为民生司法保障的首要行动，建立外卖骑手工伤索赔“绿色司法通道” 。这些实践为国家层面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

05 前景与挑战

尽管政策不断推进，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仍面临诸多挑战。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君指出，政策落地仍存在“最后一公里”难题 。

“在大平台之外的部分劳动者，因劳动关系认定模糊难以纳入社保体系；职业安全保障标准不统一，超时工作、算法压榨等问题依然突出，要加快完善配套细则，探索建立以‘不完全劳动关系’为突破口的分类保障机制，推动政策从‘纸面’走向‘地面’。”李君代表说 。

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李长安指出，国家已先后制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参保享受待遇等各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例如在职业伤害保障方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就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根据人社部发布的信息，相关部门将“继续积极探索，完善政策措施，不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例如优化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积极畅通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渠道，研究完善相关办法，提升参保和待遇享受的便捷度 。

据了解，“基本劳动标准和新就业形态”方面的立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三类项目，一些地方也在积极探索相关地方立法，为国家层面立法积累实践经验 。

人社部表示，将加强劳动关系认定、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企业用工责任等重点难点问题研究，有序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立法进程，让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网越织越密、越扎越牢 。

几天前，刘伟诗拿到了那份沉甸甸的全职骑士证书。现在他敢于规划未来了：“有了社保，工作和生活都更有保障。过去，我一直将这份工作视为临时过渡，现在我决定把它当作长期事业，踏踏实实地干下去。”

改变的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超过2亿灵活就业者的未来。随着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相信他们的工作安全感和归属感会越来越强 。

当零工经济成为时代潮流，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点赞数据的增长，更要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度，让他们体面地说：“这份工，我打得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