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兵：共同富裕的人工智能命题辨析

摘要：人工智能由于其自身数据、算法、模型等技术特性，使其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使用价值和剩余劳动时间，被人们认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技术路径。但是人工智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应用下，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对富裕的实现也受资本内在界限的限制而有限度，也不存在依靠人工智能赋能更加公平的分配就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简单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由于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的双重逻辑，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以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使其具有超越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并在人工智能社会主义应用的实践过程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新可能。

人工智能会实现共同富裕吗？许多人对人工智能技术创造财富，实现人类文明繁荣发展持乐观态度。2023年，美国富豪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就曾在全球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中提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不仅全民拥有高收入，还不再需要进行工作。这种技术乐观主义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人工智能存在诸多乌托邦的幻想，是科技万能论的人工智能翻版，科技至上主义的人工智能再版。对共同富裕的人工智能命题研究，要探讨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人工智能可否实现共同富裕要首先回答何为共同富裕和何为人工智能这一前置性问题；第二，社会中“人工智能可否实现共同富裕之问”是一个形式逻辑问题，会陷入是与不是的形式逻辑窠臼之中，进而会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张力问题，需要我们辩证看待，并从效度和限度两方面进行整体性研究；第三，人工智能可否实现共同富裕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应该放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充分把握党的领导逻辑、社会主义制度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逻辑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从整体性把握共同富裕和人工智能的关系入手，明确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富裕”，但是难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共同”。在把握这一研究进路基础上，进一步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回答共同富裕的人工智能命题，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运用人工智能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可能。

一、对共同富裕和人工智能的整体性把握

目前，学界对共同富裕的把握更多的是关注物质富裕，重点探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分配，而不够重视精神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维度。同时，学界对人工智能的把握要么是从人工智能体出发，要么是从人工智能的功能和特征出发探讨，而没有从人工智能整体进行探讨。这些需要我们进行廓清。

（一）共同富裕的总体性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这揭示了把握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第一，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相统一；第二，共同富裕是所有人的富裕；第三，共同富裕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一，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相统一，是全领域的富裕。物质上的丰富是古往今来理解富裕的基本共识。中国古代就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所有的富裕都是从物质基础开始的。“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这也是为何许多共同富裕的研究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关注的是个体的收入、分配，关注的是物质生产领域的丰富等原因所在。

第二，共同富裕是所有人的富裕，是全主体的富裕。所有人的富裕是指共同富裕的“共”，而不是“同”。对共同富裕而言，并不是强调所有人都一样富裕。这种基于平均主义的“同”，恰恰是共同富裕的最大对立面。所有人的富裕是指富裕的主体数量，而不是指富裕的程度。就“共”而言，是指有差别、有差距、有先后的最大公约数，是异质的统一而不是同一。

第三，共同富裕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自由时间的富裕。共同富裕“核心在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不是一个道德判断，不只是价值路径的建构与指向，还是基于科学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时间’是同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的。”其中，共同富裕之所以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因为共同富裕包含了自由时间的富裕，保证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前提。“财富就是可供支配的时间。”自由时间是指“不被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所占去的、可供支配的时间”，包括“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当劳动在异化状态、脱离自由自主活动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转化为对自由时间的获得与占有过程。自由时间的富裕具有双重效应：“自由时间的富裕一方面拓展了人的发展维度，另一方面提升了人的发展的美学意义。”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人们在自由时间内可以打开自身发展空间，进行多维度、多领域的新尝试，同时也就获得了闲暇，具有再生产自身的可能。

总之，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也不只是一个社会问题，还关切到人自身的发展。因此，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不能只关注物质财富的富裕，也不能仅仅在“生产—分配”的理论框架中去探讨，需要进行整体性把握。

（二）人工智能技术图景

对人工智能可否实现共同富裕的探讨，还需要深入到人工智能技术路径中，厘清人工智能技术逻辑，才能从人工智能产品的特性、功能的梳理，把握住人工智能可否实现共同富裕的答案。

人工智能的技术路径把握，可以从数据、算法、模型、算力四个方面入手。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最为基础的单位，被冠以人工智能时代的“石油”称号。“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数据是信息的数字形式，但是原始数据并不能拿来直接用，需要通过数据标注、数据训练等方式实现原始数据的结构化和半结构化，从而使数据能够被机器识别，进而构成人工智能存在基座，成为人工智能之所以有意识和智能的前提。在获得数据后，人工智能最为重要的一步就是要让这些数据“动起来”，而这就需要依赖于算法技术的设计和使用。

算法是“通过信息的数字编码将观念和物能内在结合在一起，从而在物能和信息关系层次构成了认识和实践的一体化”。一言以蔽之，算法就是处理和运行数据的程序、规则、方法。算法包括传统算法和机器学习算法两类。其中传统算法主要依靠预定义的规则和逻辑来执行任务，不会自我学习和改进，包括分治算法（Divide and Conquer）、回溯算法（Backtracking）、贪心算法（Greedy Algorithm）等，是基于规则的算法。这些传统算法虽然不依赖于数据，但是仍然在人工智能技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排列组合、优化、搜索、最短路径等。机器学习算法则是基于数据，并对大量数据进行学习、分析，寻找其中的规律和关联，进而完成任务，包括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强化学习四类。

机器学习算法在运用数据的基础上会形成特定的数据结构，进而建构起特定的模型。这些模型根据数据和算法程序表现为各种功能和特征，是自主发挥人工智能作用的结构系统。正是这些种种不同的模型，使得人工智能体表现出了不同算法解决不同问题的技能特征。人工智能模型根据参数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小型模型、中型模型、大型模型，反映了算法依赖的数据基础和算法能力。常见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就包括反映人工智能语言能力的NLP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视觉能力的CV计算机视觉大模型等。

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运转的动力就是算力。算力就是处理数据的计算能力。“算力将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算力主要由GPU（图形处理器）、ASIC（专用集成电路）、NPU（神经网络处理器）、CPU（中央处理器）等各类专用芯片承担计算任务。算力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力，使得人工智能发展呈现为双重能耗：一是芯片本身驱动的能耗，二是对芯片降温的系统级能耗。这些都意味着人工智能时代能源问题的复杂性。

总之，梳理清楚何为共同富裕和何为人工智能，是全文论证的现实起点和逻辑起点，也是本文破题之所在。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深入探讨二者的内在关联，把握内在规律，进行人工智能可否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回答。

二、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富裕”

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富裕”，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本身就是剩余价值规律在生产力发展上的体现，是资本增殖逻辑最大限度压缩必要劳动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科技革命不仅是一个科技发展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不仅是相关科技发展的前期积累导致的结果，也是资本逻辑对科技发展方向的选择结果。

（一）人工智能发展是剩余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

就剩余价值规律而言，资本增殖逻辑就是要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获得更多剩余价值的路径只有两条：一是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获得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压缩必要劳动来获得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通过延长劳动者劳动时间来获得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受到劳动者自身自然的限制和社会的道德限制，使其既不长久也不可持续。因此，资本在经历过早期的原始积累阶段后，必然会转向通过压缩必要劳动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

压缩必要劳动的趋势就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而“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对资本增殖逻辑而言，机器换人和降低工人工资一样，是其资本增殖压缩必要劳动的天性。降低工人工资的方式既会遇到社会发展的阻力，也会触碰资本内在界限的限制。因此，资本压缩必要劳动的趋势最终都会导向提高生产力。“生产力的情形也是一样。一方面，资本的趋势是，为了增加相对剩余时间，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于是，资本就成为发展生产力的自觉力量。生产力发展越来越“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正是在这种自觉的科技进步面前，人工智能作为能够取代人类劳动的科学技术，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马克思说过：“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因为“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可见，人工智能发展是资本增殖过程中推进生产力发展变革的必然结果。

（二）人工智能可以总体性推进共同富裕的“富裕”

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技术体现，人工智能将会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使用价值和自由时间，进而在总体性上推进共同富裕的“富裕”。

第一，人工智能可以生产出更多价值。马克思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科学揭示出价值“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所以对价值的衡量，就是单位时间内的劳动量，也就是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其中，社会必要劳动的计量单位是简单劳动，也就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有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劳动之所以能够作为计量单位，是因为其在一定社会和历史阶段中具有稳定性。“简单平均劳动本身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而人工智能在生产方式上的使用，就科技水平而言是复杂劳动。复杂劳动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复杂劳动具有较高的价值，意味着其价值量“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

智能化生产方式是复杂劳动，其表现形式为有的人负责数据采集、数据训练，有的人负责算法设计，有的人负责模型架构、模型训练，有的人负责算力供给，进而在整个社会协作过程中，形成了智能化生产合力。也就是说，“无人化”背后是整个人工智能技术链条的“总体工人”。因此，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意味着智能生产将具有单位时间内更多的价值量。

人工智能可以生产出更多使用价值量，实现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极大丰富。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个体的劳动时间。社会与个体的张力，使得每个资本都意识到当其自身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时，可以使其生产产品的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而也就获得了超额剩余价值，这是其获得更多利润的重要方式。这就使得每个资本都会争先恐后地进行生产上的科技创新。生产上的科技创新，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应用，会不自觉地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进生产效率的提升，直接推进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的变化，进而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量，也就是更多的产品量。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全域性变革，使其不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也带来了精神生产领域的智能化变革，不仅推进了物质财富的大规模增长，也推进了精神产品的丰富，进而为精神富裕带来了技术可能。人工智能时代的精神生产方式表现为：首先将图像、文字、音乐、视频等精神要素数据化，进行数据采集、标注、训练的数据化分工生产，然后在训练后的数据基础上设计算法规则、程序，形成一个能够自主在精神领域从事生产的模型结果。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数据、算法、算力、模型的技术路径，在数理逻辑上将精神生产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方式。于是，人工智能技术使得精神生产出现“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的特征，甚至使得人工智能具有了“意识”行为和“意识”现象。人工智能能够更快、更大规模地生产图像、文字、视频，也就意味着能够生产更多的精神产品，即更多的精神领域的使用价值量。例如，“2017年阿里巴巴推出人工智能设计师鲁班，在学习了海量的海报素材后，设计师鲁班平均每秒钟作图8000张，一天作图4000万张”。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为精神富裕提供了技术可能。

第二，人工智能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技术可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可以为自由时间的富裕，提供剩余劳动时间的供给。“剩余劳动时间是自由时间的条件”。在人的时间维度上，始终存在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张力。由于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的历史前提，在雇佣劳动制内，不掌握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是为掌握生产资料的有产者劳动的劳动时间，是为他人的时间。对雇佣劳动者而言，仅仅只有剩余劳动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时间。这种张力，意味着只有压缩为他人劳动的劳动时间，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剩余劳动时间。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压缩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提供了技术可能。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机器换人”的历史进程，让许多人跳出了劳动生产环节。“实证结果表明，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每增加1%，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下降0.18%”。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据、算法等环节，让生产协作走向纵深，以科技生产力方式推进集体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它使人们之间的深度协作全面化、普遍化；它使生产的直接社会化向纵深发展，并日益把人从直接生产过程中、从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如此一来，人工智能通过“机器换人”的方式，为整个社会生产出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为人们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技术可能和时间准备。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中的大数据技术、算法技术等，能够打破生产过程中的信息壁垒，加快生产要素流通，对消费需要、产能进行精准预测和科学规划，减少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让“看不见的手”在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下能够被看见，进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大数据时代有望构建起一种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有研究显示，“2013—2017年间103家中国人工智能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增长率2.9%”。于是，整个社会生产就在减少不必要的生产时间浪费过程中，节省出了更多剩余劳动时间，为人们获得自由时间提供了前提。“2008—2018年，中国20—74岁居民每天市场劳动时间减少4分钟，家庭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则分别增加14分钟和30分钟”。

三、人工智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富裕”，但是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共同”。或者说，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实现共同富裕超过了人工智能的历史任务，也是不切实际的科技乌托邦幻想。

（一）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所有制

共同富裕不只是一个生产力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分配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关系的问题。许多人寄希望于人工智能技术来实现共同富裕，是看到了人工智能技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功能，看到了人工智能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使用价值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历史贡献。但是，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使用价值和剩余劳动时间，与获得更多的价值、使用价值和剩余劳动时间是两个概念。我们可以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普遍应用能够为社会创造出更多财富，推进整个人类文明的富裕，但是却不能实现共同富裕。

这是因为所有制才是决定由谁所有的根本原因。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人工智能生产出来更多的价值、使用价值和剩余劳动时间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被劳动者获得，而是会被生产资料拥有者以法权关系无偿占有。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中普遍应用，极大压缩了必要劳动时间，为这个社会生产出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劳动者并没有获得剩余劳动时间，而是资本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法权关系无偿占有了。现实生活中，当一个人需要1年才能完成一项工作时，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使其只要1个月就能完成了，那么对他而言剩下的11个月的剩余劳动时间就是他用来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了吗？很明显不是。在剩下的11个月中劳动者还要继续劳动。只有如此，他才能换取足够的生活资料来维持自己生存和再生产。

同样，在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下，社会整体虽然节省了更多的必要劳动时间，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就劳动者个体而言却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这种整体与个体的悖论，反映的恰恰是资本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抽象统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现实中，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没有减轻劳动者的负担，反而大大加重了劳动者的异化劳动程度。算法、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使得资本更精准、更全面更深入地控制了劳动者的时间。劳动者需要“打卡上班”，上班被技术“监视”，甚至技术打破空间壁垒，侵蚀了劳动者下班后在家里的剩余劳动时间，让劳动者的劳动不再局限于工厂，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

而且，人工智能技术生产出来更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也不会被劳动者获得，而是被资本家以掌握生产资料的法权名义无偿占有了。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还加剧了两极分化的贫富差距。“如果技能的供给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那些没有接受过足够先进培训的群体就不得不从事低价值的行当，挣得将越来越少——与劳动相关的收入不平等将会因此不断扩大。”换言之，人工智能带来的更大范围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更加尖锐了。

也有人会认为共同富裕是一个分配问题，即生产出来的财富进行更公平的分配就能够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依靠人工智能技术中的算法、数据、模型等新型生产资料，可以通过自身的技术特征帮助实现更加公平的分配，也能够赋能共同富裕。但是共同富裕不只是一个分配问题，不能单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以精准分配的方式实现。分配虽然是获得的一种方式，但不是根本方式。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庸俗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注“公平的分配”是一种“开倒车”现象。“庸俗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认为“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数量）”，“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所以，他们解决贫富差距的重要办法就是在分配上做文章，运用社会制度进行产品的更加公平分配。但是，“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寄希望于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的观点，事实上是孤立地看待分配问题。因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

那些认为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更加精准、公平的产品分配，赋能共同富裕实现的观点，在把握人工智能技术特征的同时却忽视了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分配。这种分配包括“（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以数据、算法、模型、算力等为代表的智能生产资料的出现，意味着建立在智能生产资料基础上的智能社会正快速到来。人工智能技术精准性、自我成长性、系统性等技术特征能够为精准分配带来技术可能。但是，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智能生产资料就依旧会被智能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掌握，于是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还在进行，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化大生产将会不断深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将会愈加尖锐，而且还会在占有、分配智能生产资料的同时形成深入时间、情感、智力的抽象统治。届时，无论产品分配中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再分配，在生产环节中，包括时间、情感、智力在内的贫富差距就作为历史结果被生产出来，且愈来愈大。

有学者还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的是大规模的劳动解放，届时政府在做好分配的同时，为被代替的劳动者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就业岗位即可，因为绝大多数人将会获得“自由”，也就实现了“劳动解放”可能。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机器换人”历史进程，绝不是“劳动解放”。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劳动者感受的是“失业”的历史进程，是失去出卖劳动来换取生活资料的机会，更是失去发展自身的机会。无产阶级将在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抽象统治中变为“无用阶级”。而且，人工智能技术虽然为自由时间的获得提供了技术可能，但是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却带来了自由时间更少的现实悖论。“机器人暴露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工人的月平均工作小时数显著增加了12.6%—14.2%，并且，在机器人使用更多的城市，工人工作时间更长，以弥补时薪的降低。”

（二）人工智能推进“富裕”也会受资本内在界限限制

最后，人工智能即便促进共同富裕的“富裕”也要受资本内在界限所限制：“（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其一，对资本而言，工人的工资是他的成本，但也是社会的消费能力，是实现其资本增殖的界限。当资本通过发展人工智能压缩必要劳动时，必然会面对由“机器换人”带来的消费能力降低的界限，这就使得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应用下的发展具有限度。

其二，对资本而言，获得剩余价值才是其目的，而不是发展生产力。所以一旦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并不能让资本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时，资本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就到了边界。“就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其三，资本增殖过程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剩余价值，在消费交换过程中获得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就需要借助货币的中介，在商品货币化和货币资本化的转化过程中实现资本增殖。所以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必须要依赖的是培育足够的人工智能市场，需要将人工智能产品商品化，进而实现资本的增殖。如果生产出来的人工智能产品卖不出去，那么它即便足够好，资本也不会继续从事生产。“向货币的转化，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限。”

其四，商品的货币化事实上也引出了资本的最后一个局限，即生产和使用价值量的矛盾。生产多少是资本增殖下的行为，而使用价值量需要多少则是由持有货币的消费者决定。对资本而言，不断刺激和扩大消费者的需要，是其不断增殖的关键。而使用价值量的多少是一定的，且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资本推动下的人工智能发展，也会必然导致一种“过剩”的发展，进而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要毁灭生产力。“生产同价值实现不一致，因而是生产过剩，或者同样可以说，这是产品不能转化为货币的、不能转化为价值的生产；是不能在流通中得到证实的生产。”

总之，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还在进行，那么人工智能技术不仅难以实现共同富裕，连实现的富裕都具有限度，还会陷入发展生产力和毁灭生产力的悖论发展中。

四、中国式现代化运用人工智能促进共同富裕的新可能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是人工智能实现不了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但是中国式现代化运用人工智能具有超越资本主义推进共同富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可能。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所有制结构、党的领导、发展逻辑上能够驾驭资本逻辑，从而实现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

（一）公有制为主体：人工智能促进共同富裕的所有制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的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就是让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成为现代社会“普照的光”。在公有制的决定性作用下，中国式现代化事实上区分了资本和资本要素。前者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后者则是资本增殖的“物质规律”。于是，资本要素就在公有制的影响下，可以在生产环节中充分发挥资本要素增殖的作用，在其他环节里进行有比重的调整。

这在生产劳动层面，就表现为公有制企业的管理者不是所有者，无法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法权来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公有制企业的经济剩余具有社会性，不仅一部分要投入扩大再生产，另一部分还呈现为社会所有的公共积累。同时，公有制的人工智能企业，其数据、算法、模型等生产要素具有公共性，因而也就不会出现资本主导下的无序扩张现象。例如，依靠公有制，中国于2022年12月颁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简称“数据二十条”），其中就明确要求建立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度。上海数据交易所、杭州数据交易所都设立了“公共数据专区”。这些政策和措施保障了人工智能技术下以数据为代表的新生产资料的开放性、公共性。此外，中国国有企业相继研发了“星辰大模型”“紫东太初”等可信开源大模型，达到降低技术门槛、赋能实体经济、均等化公共服务等功效。如此一来，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下，人工智能发展也就具有了资本增殖推进生产力发展和满足社会公共服务的二重性。

（二）坚持党的领导：人工智能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也要利用资本，也存在着资本特性和规律。这就意味着当下阶段依旧会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资本弊病。“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这在形式逻辑中，就意味着要有一个比资本逻辑更具强有力的外在权力。“中国共产党是驾驭资本的政治主体。”但是这依旧存在一个问题，即为何这个强有力的外在权力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呢？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能驾驭资本逻辑，既能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又能充分发挥资本文明面呢？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是具有历史自觉的政党。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进步性的政党，表现为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系列创新理论成果的指导下，以科学的方法论，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进而以历史主动的方式掌握历史、社会规律，推动人工智能与共同富裕的同向而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是通过其纯洁性体现出来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是通过其革命的彻底性体现出来的。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逻辑，就可以真正让资本发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作用，助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就能够真正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为人民谋福祉上，让人工智能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而不是为了资本增殖。例如，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驾驭资本逻辑，进而通过法治方式，相继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2019年6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0年8月）、《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2021年12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23年7月）、《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2023年9月）等指导性文件和法规，从顶层设计、法律制定、伦理规范等方面对人工智能应用进行了规定，确保人工智能助力共同富裕，体现了人工智能层面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

（三）发展逻辑：人工智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自觉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与现代化逻辑的结合，蕴含着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自觉进程，规定了人工智能技术朝向推进共同富裕发展的方向。“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是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进程。”这对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就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还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发展进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社会实践进程。

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其理论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深刻反思，是建立在资本现代文明内在对抗性基础上的现代性批判和理论扬弃。马克思主义作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理论本身，其归根结底就是探索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不断践行和发展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劳动解放，直至探索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中，共同富裕就构成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驿站。

中国式现代化对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不仅能够在技术形态上建构一个智能的现代文明，还能够在发展逻辑上规定这一智能文明的现代化方向是人的发展，而不是资本增殖。届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就具有善的标准，就具有反思资本现代性的特征。只有如此，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才能够真正助推共同富裕的发展。现实生活中，中国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是从生产力维度进行历史自觉的推动，还会存在价值性目标的向善指引，包括智慧城市建设、“东数西算”工程建设等措施，有意识地在发展人工智能同时促进共同富裕，体现发展逻辑的自觉规定性。

总之，人工智能可否实现共同富裕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应该在技术路径上陷入是与不是的形式逻辑探讨。对人工智能与共同富裕的研究，应该既要梳理清楚人工智能技术图景，更要明确何为共同富裕，从而才能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中，廓清人工智能技术贡献与其文明意义。目前来看，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只能使得人工智能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使其既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而且还要受资本内在界限的限制。只有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工智能社会主义应用，才能为不断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新的可能。

作者：刘伟兵，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创新研究”（23CKS053）、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晨光计划”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工智能对劳动解放的促进研究”（23CGA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