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大厦将倾却遭清算，于谦之死为何让明英宗临终悔悟？

正统八年正月二十二日的北京，崇文门外的寒风裹着血腥气，刮得人睁不开眼。刽子手的鬼头刀刚落下，一颗忠臣的头颅滚落在地，鲜血瞬间染红了冰冷的石板路。而此时的奉天殿内，一道懿旨带着雷霆之怒破空而至，孙太后颤抖着手指，指着龙椅上的明英宗朱祁镇，字字如刀：昏君！你怎能狠心杀了于谦？

朱祁镇下意识地避开太后的目光，龙袍下摆被茶水泼得湿透，却不敢抬手擦拭。他硬着头皮辩解的话语，连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三刻钟，不过是一杯茶凉透的时间，一个刚刚还在守护大明江山的功臣，就成了刀下亡魂。这诡异的反差，像一根毒刺，扎进了在场每个人的心里。这个叫于谦的男人，究竟是谁？为何他的死，能让太后不顾君臣之礼暴怒斥责？又为何让复位不久的皇帝，在日后的岁月里日夜难安，直到临终前仍念念不忘要为他翻案？

1、从两袖清风到力挽狂澜

于谦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普通的官宦家庭，从小就立下了远大的志向。他年轻时最喜欢读文天祥的诗文，把这位南宋忠臣当作自己的榜样，书桌前总是摆着一幅文天祥的画像，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顶天立地、为国尽忠的人。永乐十九年，二十三岁的于谦考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开始了他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为官之路。

宣德初年，于谦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奉命巡按江西。当时的江西官场腐败严重，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百姓怨声载道。于谦到任后，没有摆官架子，而是深入民间，走访百姓，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清理平反了数百起积压多年的疑难案件。他还严厉查处了一批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让江西的吏治焕然一新，当地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于青天。

不久后，于谦又被派往河南、山西担任巡抚，这一去就是十九年。在这十九年里，他始终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河南境内黄河经常决堤，每次洪水过后，百姓流离失所。于谦亲自到黄河沿岸考察，带领百姓修堤筑坝，还制定了严格的责任制度，把筑堤工程分摊到各个乡村，确保工程质量。为了防止水患再次发生，他还在河堤两岸种树固沙，形成了一道坚固的绿色屏障。

在山西，于谦看到百姓因为缺水而生活困苦，就组织人力在路边挖井，在荒山上种树，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当时的山西大同是边防重镇，许多权贵趁机强占民田，导致大量农民无地可种。于谦得知后，坚决将被强占的民田退还百姓，还把权贵们的千亩良田收归国有，低价租给农民耕种，收成的一部分用作边防军费，既解决了农民的生计问题，又充实了边防。

于谦的清廉是出了名的。当时宦官王振专权，明目张胆地招权纳贿，许多官员为了讨好他，纷纷送上金银财宝和各地特产。有人劝于谦也送点土特产，哪怕是一些当地的蘑菇、手帕也好，免得被王振穿小鞋。于谦却笑着甩了甩袖子，说自己只有两袖清风可送。他还特意写了一首诗明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这首诗很快在民间流传开来，两袖清风也成为了人们对于谦清廉品格的最好赞誉。

正统十四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把于谦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这一年，瓦剌太师也先率领大军南下，宦官王振怂恿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朱祁镇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仓促集结了五十万大军，带着文武百官出征。由于准备不足、指挥混乱，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包围，一场惨烈的战斗后，明军全军覆没，五十多万大军死伤过半，二十多位文武大臣战死，朱祁镇本人也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人心惶惶。许多大臣主张迁都南京，躲避瓦剌的锋芒。就在这危急关头，于谦挺身而出，厉声驳斥道：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独不见宋南迁乎？他以宋朝南迁亡国的教训警示群臣，坚决主张坚守北京。于谦的主张得到了孙太后和监国朱祁钰的支持，朝廷当即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北京的防务。

当时的北京，兵力空虚，只剩下不到十万老弱残兵，武器装备也严重不足。于谦临危受命，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备战工作。他首先调兵遣将，紧急征调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各府的运粮军，短短一个多月就集结了二十二万大军。接着，他又解决了粮草问题。通州是明朝的粮储基地，储存着大量粮食，但如果派民夫运输，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还可能遭到瓦剌军的袭击。于谦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下令让官兵预支俸粮，自己前往通州领取，这样既解决了运粮难题，又快速充实了京师的粮库。

为了稳定人心，于谦还奏请诛杀王振的党羽。在朝堂上，群臣愤怒地殴打了王振的党羽马顺等人，朱祁钰吓得想要退缩，于谦挺身而出，搀扶着朱祁钰留在朝堂上，奏请下旨宣告王振党羽的死罪，平息了众怒，凝聚了朝野共识。

当时朱祁镇被瓦剌俘虏，瓦剌军挟持着他四处叫关，企图逼迫明朝守将开门投降。于谦深知，皇帝被俘是国家的奇耻大辱，更不能让瓦剌的阴谋得逞。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为原则，联合群臣奏请孙太后，拥立监国朱祁钰为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这一举措，彻底粉碎了也先挟帝逼降的阴谋，稳定了明朝的统治核心。

景泰元年十月，也先率领瓦剌大军直逼北京，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于谦将二十二万大军分别部署在北京的九座城门，自己亲自镇守敌军主攻的德胜门，并下令：出城后即刻关闭城门，临阵退缩者，将斩将、兵斩兵。他要用背城死战的决心，激励全军将士。

战斗打响后，瓦剌军猛攻德胜门。于谦早已预判到敌军的动向，命石亨在路边的空房里埋伏了兵力。他先派少量明军佯装败退，引诱瓦剌军追击。当瓦剌的万余骑兵进入埋伏圈后，明军的火炮、火铳齐发，伏兵两面夹击，瓦剌军死伤惨重，也先的弟弟孛罗、平掌卯那孩都中炮身亡。德胜门大捷后，瓦剌军又转攻西直门，守将孙镗率军迎战，陷入敌军合围。于谦迅速调派援军，三面夹击，击退了瓦剌军。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瓦剌军先后进攻了彰义门、安定门等城门，但都遭到了明军的顽强抵抗。北京的百姓也纷纷参与到保卫战中，他们登上屋顶，向瓦剌军投掷砖石，配合明军作战。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伤亡惨重，也先见攻城无望，又担心退路被截断，只好率领大军撤退。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于谦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大明王朝续命两百年。

2、七年幽禁与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瓦剌军元气大伤，也先见挟持朱祁镇已经没有了价值，又担心明朝的报复，于是决定将朱祁镇送回北京。景泰元年八月，朱祁镇终于回到了阔别一年的京城。但此时的紫禁城，已经有了新的主人，他这个太上皇，注定要面临尴尬的处境。

朱祁钰登基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对于哥哥的归来，他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喜悦，反而充满了猜忌和防备。在朱祁镇回京的当天，朱祁钰在东安门与他执手相泣，随后就将他送进了南宫软禁起来。这一禁，就是七年。

南宫的生活，充满了孤独和屈辱。宫门被灌铅加固，锁具重重，日常饮食只能通过墙上的小洞递入。朱祁镇的妻子钱皇后，为了补贴家用，不得不亲自做些女红，托人变卖。夏天，南宫里的树木枝繁叶茂，朱祁钰担心有人通过树木翻墙与朱祁镇联系，竟然下令将所有的树木全部砍伐。朱祁镇只能在光秃秃的院子里，日复一日地忍受着孤独和炎热，心中充满了对弟弟的怨恨，也埋下了对那些拥立朱祁钰的大臣的不满。

在南宫的七年里，朱祁镇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他暗中与旧臣保持联系，等待着翻盘的机会。而此时的朝堂上，一场围绕着皇位继承的斗争也在悄然酝酿。景泰三年，朱祁钰废掉了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好景不长，景泰四年，朱见济夭折，朱祁钰没有了子嗣，皇位继承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许多大臣主张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于谦也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太子是国本，早立国本才能稳定朝局。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钰病重，已经无法上朝理政。大臣们再次奏请复立太子，于谦、商辂等人甚至已经起草好了奏疏，准备在次日早朝时呈递。但他们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打乱了所有的计划。

这场政变的主导者，是武清侯石亨、左都御史徐有贞和司礼监太监曹吉祥。石亨原本是于谦举荐的将领，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了战功，但他贪得无厌，多次举荐自己的亲信和家人，遭到了于谦的严厉批评，从此对於谦怀恨在心。徐有贞原名徐珵，土木堡之变后，他主张南迁，遭到了于谦的斥责，被满朝大臣视为贪生怕死之徒，仕途一直不顺。后来他改名徐有贞，才得到了治理黄河水患的机会，立下了一些功劳，但他始终对于谦心存怨恨，渴望有朝一日能够报复。曹吉祥是王振的余党，在宫中拥有一定的势力，他也想通过拥立之功，获得更大的权力。

石亨等人看到朱祁钰病重无子，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认为，与其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不如直接拥立朱祁镇复辟，这样一来，他们就是拥立之功，能够获得更大的封赏。徐有贞还夜观天象，断言紫微星动，天命有归，太上皇当复位，为政变寻找借口。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深夜，石亨等人率领千余名士兵，悄悄集结在长安门。在曹吉祥的内应下，他们顺利进入了宫城。随后，他们直奔南宫，用巨木撞开了南宫的宫门，见到了朱祁镇。朱祁镇一开始还故作镇定，问他们要做什么，当得知众人是来拥立他复位时，他强压心中的激动，在众人的簇拥下，乘坐轿舆前往奉天殿。

队伍到达东华门时，守卫起初拒不开门，朱祁镇亲自喊话，守卫认出了他，才惊讶地打开城门。此时的奉天殿内，百官正在等待早朝，当他们看到龙椅上坐着的竟是朱祁镇时，都惊呆了。徐有贞高声宣布：太上皇复位矣！在震惊与茫然中，百官纷纷跪拜，朱祁镇就这样重新登上了皇位。这场不流血的政变，史称夺门之变。

朱祁镇复位后，立刻展开了政治清洗。他首先废除了朱祁钰的年号，将其废为郕王，迁往西宫。不久后，朱祁钰神秘死亡，年仅三十岁。接着，石亨、徐有贞等人将矛头指向了于谦。他们诬陷于谦与王文等人谋立外藩，意图迎立襄王之子，想要置於谦于死地。

朱祁镇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他知道于谦有功于大明，北京保卫战如果没有于谦，大明可能早就亡国了。但徐有贞在一旁煽风点火，说了一句致命的话：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是，如果不杀于谦，那么夺门之变就没有合法性，朱祁镇的复位也就名不正言不顺。这句话彻底打消了朱祁镇的顾虑，他下令将于谦、王文等人逮捕入狱。

在审讯过程中，三法司的官员实在找不到于谦谋反的证据。徐有贞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虽无显迹，意有之，这完全是秦桧陷害岳飞时莫须有罪名的翻版。就这样，于谦被定下了谋逆的罪名，判处死刑。

3、崇文门外的忠魂与天下人的悲愤

景泰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寒风凛冽，崇文门外的菜市口挤满了围观的百姓。他们都知道，今天要被斩首的，是保卫北京的大功臣于谦。百姓们神色凝重，有的人甚至流下了眼泪，现场一片悲愤的气氛。

于谦穿着囚服，神色自若地走上刑场。面对死亡，他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写的那首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是他对自己忠诚清白品格的最好诠释。临刑前，于谦口占一诗，从容就义，年仅六十岁。

刽子手的刀落下，一颗忠魂归于天地。鲜血染红了脚下的石板路，也染红了百姓们的心。在场的百姓无不痛哭流涕，纷纷跪拜，为这位忠臣送行。有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想要收敛于谦的尸骨，但遭到了卫兵的阻拦。

于谦被杀的消息传到宫中，孙太后悲痛欲绝，她没想到朱祁镇真的会狠心杀了于谦。仅仅三刻钟后，孙太后的懿旨就传到了奉天殿，她指着朱祁镇的鼻子怒斥，骂他是昏君，说他杀了于谦，是把大明的江山往火坑里推。孙太后气得摔了茶盏，茶水泼了朱祁镇一身，他却低着头，不敢反驳，只能硬着头皮辩解，说于谦图谋不轨，勾结景泰帝一脉，不杀不足以稳固朝局。但他心里清楚，这些都是石亨、徐有贞等人编造的借口，于谦根本就没有谋反的心思。

于谦的家很快被锦衣卫抄查，但结果却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锦衣卫在他家里翻遍了各个角落，没有找到一丝一毫的金银财宝，只有几本破书和半柜旧衣，连块像样的木头家具都没有。唯一值钱的东西，是景泰帝朱祁钰当年赏赐给他的一件蟒袍和一把御赐的剑。锦衣卫的士兵们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当了多年兵部尚书的大官，家里竟然如此清贫。

负责抄家的锦衣卫指挥使，拿着那件蟒袍，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了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的英勇表现，想起了他为大明江山所做的一切，再看看眼前这个清贫的家，他的手忍不住颤抖起来，连刀都拿不稳了。

消息传到朱祁镇耳中，他让锦衣卫把那件蟒袍送到宫中。朱祁镇摸着蟒袍上还未干涸的血迹，脑海中浮现出当年自己被困瓦剌时的场景。正是这个被他下令处死的人，扛着满朝的压力，组织北京保卫战，硬生生把瓦剌骑兵挡在德胜门外，才保住了大明的江山，也为他日后回京创造了条件。想到这里，朱祁镇的心里第一次泛起了一丝悔意，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为了维护自己复位的合法性，他只能将错就错。

于谦的死，引起了天下人的悲愤。河南、山西等地的百姓，得知于谦被杀的消息后，纷纷自发地为他立祠祭祀。有人甚至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在崇文门外的刑场附近，为于谦焚香跪拜。百姓们都说，于谦是被冤枉的，他是大明的忠臣，是天下人的青天。

当时的有识之士，也对于谦的死感到惋惜和愤怒。翰林院学士陈循，虽然因为是景泰朝的大臣而被朱祁镇罢官，但他仍然直言不讳地说，于谦的功劳堪比岳飞，他的死是大明的巨大损失。就连一些曾经与于谦有过矛盾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于谦是一个忠臣，他的死是千古奇冤。

4、杀一人而毁十年根基

朱祁镇杀了于谦，以为可以稳固自己的皇位，却没有想到，这一举动给大明王朝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于谦是景泰朝的核心大臣，他不仅是军事上的统帅，更是政治上的支柱。他的死，不仅让明朝失去了一位难得的贤臣，更让景泰朝以来的改革成果付诸东流，朝堂迅速陷入了混乱和腐败之中。

于谦死后，石亨、徐有贞等人凭借着拥立之功，加官晋爵，掌握了朝政大权。石亨被封为忠国公，他的侄子石彪被封为定远侯，父子二人权倾朝野。他们开始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大肆提拔自己的亲信和家人，仅仅因为夺门之功而被封赏的就有四千多人。石亨还在京城修建了豪华的府邸，其规模和奢华程度甚至超过了王府，严重僭越了礼制。

徐有贞被封为武功伯，担任内阁首辅兼兵部尚书，掌握了军政大权。他上台后，一心想要报复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大臣，还想独揽大权，与石亨、曹吉祥等人产生了矛盾。他们之间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把朝堂搞得乌烟瘴气。

接替于谦担任兵部尚书的，是石亨的同党陈汝言。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才能，只会贪污受贿。他担任兵部尚书才三个月，就因为贪赃枉法被揭发。锦衣卫抄查他的家时，搜出的金银财宝、绸缎布匹堆积如山，光现银就有几十万两。

朱祁镇看着陈汝言的赃物，再想起于谦家里的清贫，心中的悔意越来越浓。他想起了于谦担任兵部尚书时，总是能从一堆奏折中挑出最要紧的几件，把军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连大同军营灶台隔多远都记得清清楚楚。而现在，堆在他案头的文书比景泰年间还厚，却找不到一句真话，边防军备更是一塌糊涂。

于谦在世时，创立了团营制度，选拔精锐兵力统一指挥，兵将相习，严明号令，大幅提升了明朝的军事力量。但石亨等人掌权后，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废除了团营制度，恢复了旧的京营制度，导致明军的战斗力迅速下降。西北边境的将领，大多是石亨的亲信，他们没有任何的军事才能，只会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结果，于谦死后不久，西北就爆发了饥荒，瓦剌军也趁机再次南下，明朝的边防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朝堂上的腐败和混乱，也影响到了地方。各地的官员纷纷效仿石亨、陈汝言等人，贪污受贿，欺压百姓。河南、山西等地的百姓，曾经深受于谦的恩惠，如今却遭到了贪官污吏的盘剥，生活苦不堪言。一些地方甚至爆发了农民起义，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但也让明朝的统治受到了冲击。

朱祁镇逐渐意识到，自己杀错了人。他开始怀念于谦在的时候，朝堂清明，边防稳固，百姓安居乐业。而现在，他虽然重新登上了皇位，却面临着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他想要整顿朝纲，却发现石亨、曹吉祥等人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撼动。

天顺元年六月，在石亨和曹吉祥的联合排挤下，徐有贞被以专擅威权的罪名打入锦衣卫大牢。不久后，朱祁镇以天象示警为由，将徐有贞贬为广东右参政，后来又发配到云南。徐有贞从权力的顶峰跌落谷底，前后不过五个月的时间。

徐有贞倒台后，石亨和曹吉祥的势力更加膨胀。他们甚至不把朱祁镇放在眼里，石亨在朝堂上颐指气使，随意任免官员，曹吉祥则在宫中培植亲信，干预朝政。朱祁镇忍无可忍，开始暗中策划，想要除掉这两个心腹大患。

天顺三年，朱祁镇先拿石彪开刀，将他逮捕入狱。石亨见侄子被抓，心中惶恐不安，想要以退为进，上书请求致仕回乡，但遭到了朱祁镇的拒绝。不久后，朱祁镇以怨望造妖言的罪名将石亨逮捕入狱。天顺四年正月，石亨病死在狱中，石彪被当街处死。

石亨死后，曹吉祥变得更加恐慌。他知道，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天顺五年六月，曹吉祥的养子曹钦发动叛乱，率领私兵攻打宫城。但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平定，曹钦投井而死，曹吉祥被处以凌迟之刑。

至此，发动夺门之变的三个主要元凶，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但明朝的朝堂已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贪污腐败的风气已经形成，想要恢复到景泰年间的清明局面，已经变得非常困难。朱祁镇看着混乱的朝堂，心中充满了悔恨，如果当初没有杀于谦，或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5、临终翻案与南宫诗句的回响

石亨、曹吉祥等人死后，朱祁镇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于谦是被冤枉的，杀于谦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但他作为皇帝，不能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否则就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他只能把这份悔意埋藏在心底，等待合适的时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朱祁镇努力想要弥补自己的过错。他废除了明朝初年残忍的殉葬制度，让那些没有子嗣的后宫妃子免于一死。他还释放了被软禁了五十多年的建文帝后人朱文圭，或许是因为自己有过七年的幽禁生涯，他对朱文圭的遭遇感到同情。这些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一些民心，但对于修复明朝的根基，却显得微不足道。

朱祁镇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临终前，他最牵挂的事情，还是于谦的冤案。他躺在床上，紧紧攥着太子朱见深的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快，快给于谦翻案。说完这句话，他就陷入了昏迷。

就在这时，窗外传来了小孩念书的声音，那声音清脆响亮，念的正是于谦的石灰吟：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朱祁镇的意识已经模糊，但他却听得清清楚楚。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自己被软禁在南宫时，曾经在墙上刻下过这首诗，那是他对自由的渴望，也是他对自己未来的期许。如今，这首诗却成为了于谦一生的写照，也成为了对他的无声谴责。

天顺八年正月，朱祁镇驾崩，享年三十八岁。太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朱见深从小就知道于谦是被冤枉的，他也深受于谦的恩惠。当年朱祁钰废掉他的太子之位时，是于谦等人多次上书，请求复立他为太子。所以，朱见深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为于谦平反。

成化元年，朱见深下了一道平反诏书，恢复了于谦的官职，追赠他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还派人到于谦的墓前祭祀。诏书中写道：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这句话既肯定了于谦的功绩，也暗示了朱祁镇早就知道于谦是被冤枉的，只是碍于面子没有及时翻案。

于谦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天下百姓无不欢欣鼓舞。浙江、河南、山西等地的百姓，纷纷为于谦修建祠堂，四时祭祀。杭州的于谦祠，至今仍然保存完好，成为了后人缅怀这位忠臣的重要场所。

6、于谦之死与大明国运的转折

于谦的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土木堡之变虽然让明朝的军事力量遭受了重创，但在景泰帝和于谦的努力下，明朝逐渐恢复了元气，边防稳固，民生改善，呈现出一派中兴的景象。但朱祁镇复辟后，杀于谦，宠信奸佞，导致朝政腐败，边防松弛，明朝的国力再次下滑，从此一蹶不振。

从军事上看，于谦创立的团营制度被废除后，明朝的军事力量大幅下降。京营作为明朝的中央野战军，再也没有恢复到土木堡之变前的水平。明朝的边防，从此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九边防御体系逐步定型。瓦剌、鞑靼等少数民族多次南下侵扰，明朝只能被动防守，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始终无法彻底解决边患问题。

从政治上看，于谦之死摧毁了明朝的政治伦理。朱祁镇为了一己之私，杀害了对国家有大功的忠臣，这让明朝的官僚体系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忠诚不再是官员们的首要追求，明哲保身、投机取巧成为了官场的主流风气。官员们不再敢于直言进谏，而是纷纷讨好皇帝和权贵，导致明朝的政治越来越黑暗，腐败越来越严重。

从民生上看，于谦在世时，重视民生，关心百姓疾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轻百姓的负担。但他死后，贪官污吏横行，百姓遭受了沉重的剥削，生活苦不堪言。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也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

于谦的忠义精神，却永远流传了下来。他的石灰吟成为了千古绝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他两袖清风、一心为民的品格，成为了后世官员的榜样。明朝末年，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逼近北京时，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临死前，他还在感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如果此时有一个像于谦这样的忠臣，或许明朝的命运就会有所不同。

清朝修明史时，对于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于谦的故事，也被写入了各种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广为流传。直到今天，于谦仍然是人们心中忠臣的典范，他的精神，仍然在激励着我们。

崇文门外的血迹早已被岁月冲刷干净，但于谦的忠魂却永远留在了那里。他的死，让我们看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也让我们看到了忠臣的坚守。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清白。正如他在石灰吟中所写的那样，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份清白，不仅是他个人的品格，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于谦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兴衰，不仅取决于君主的贤明，更取决于有多少像于谦这样的忠臣义士。他们是国家的柱石，是民族的脊梁。只有珍惜这样的忠臣，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民族才能繁荣昌盛。而那些为了一己之私，残害忠良的人，最终只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到后人的唾弃。

七百年过去了，于谦的名字仍然家喻户晓，他的精神仍然熠熠生辉。每当我们读到石灰吟这首诗时，都会想起那个在崇文门外从容就义的忠臣，想起他为大明江山所做的一切。他的故事，将永远流传下去，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